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发现，汉末三国时代与今天不同，单名绝对多于双名。这是当时人尤其是士人的习惯，一般认为来自于王莽复古的法令，使士大夫皆用单名，以双名为贱。史书记载，王莽有孙为王会宗，依照新法改为王宗，后因觊觎大位而被逼自杀，王莽使其复双名会宗，作为惩戒。
其实这虽然是一个重要原因，但并不是主要原因，东汉复辟，几乎秉持着“两个凡是”的方针，凡是王莽主张的，咱们就要反对，凡是王莽反对的，咱们就要支持，可是虽然取消了单名的新法，却并没能扭转取单名的风气。其实，单名被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随着儒家理念日益成为统治思想，避讳制度也越来越严格，非止避君主之讳，也常避尊长之讳，虽说《礼记·曲礼》规定“二名不偏讳”，也就是说对于双名，光避其中一字即可，但人们逐渐地不管这一套，肆无忌惮地大避特避起来。可以想见，当绝大多数人名都是单名的时候，需要避讳的范围也就成倍缩小，方便日常生活中对文字的运用。
所以这种单名习惯，是从西汉中后期就产生了的，王莽托古改制，只是将其作为法律确定下来而已。其后新莽政权虽然倒台，这一习惯却并没有被扭转，这就导致东汉朝，也包括魏晋之际，单名占据了主导地位。
后汉三国时代，在历史上留下姓名来的，绝大多数都是单名，这不需逐一列举证明了。那么，偶尔也可见其双名，破坏了这一习惯，又该怎么解释呢？双名的产生，其实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况：
最常见的是史无其人，演义虚构，比方说：武安国、裴元绍、邢道荣，等等。
二是以字行。古人有名有字，理论上字也习惯为单，但是有可能在前面加上排行，如伯仲叔季，加上代表尊敬的“子”、“公”等字，或者在后面加上男子的美称“父”（“甫”）字。比方说孔丘字仲尼，仲就是排行，后世还习惯尊称其为“尼父”。到了后汉三国时代，字已经以双字为常态了，但周瑜字公瑾、鲁肃字子敬之类的，还保留着古代遗风。
有很多人失其名而仅存其字，或者当时因为各种情况，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，即以字行。比方说，诸葛亮躬耕隆中，其好友有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徐元直、孟公威，其实崔州平即崔钧、石广元即石韬、徐元直即徐庶、孟公威即孟建，皆记其字而已。这些是查得到的，还有一些是查不到或者含糊的，比方说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，被曹操误杀了的吕伯奢，鲁肃友刘子扬，袁绍将吕威璜、眭元进等等，其名即不传。袁绍有将韩莒子，或谓即韩荀或韩猛，蒋义渠，或谓即蒋奇——究竟是与不是，估计没人能够证明了。
第三种情况是书记讹误，比方说跟麋芳一起降了吕蒙的蜀将傅士仁，本名士仁，演义误记。降曹的幽州刺史乌桓触，实即焦触，也是演义误记。《三国志》中有王子服，《后汉书》则记为王服。还有庞统的叔父庞德公，可能是以字行，也可能是“衍”了公字。
第四种情况为外族，比方说沙摩柯，再比方说胡车儿、胡赤儿，以“胡”字冠在名前，那不是姓，而是代表其胡人出身。演义中还有一个羌族首领俄何烧戈，既是外族，也是误记，正史中实为两人，即饿何和烧戈。
第五种情况是外号，这类人在黄巾中数量很多，比方说张牛角、李大目、郭大贤、褚飞燕（后改名张燕）等。曹爽有亲信为尹大目，估计也是相同的，大目者，眼睛大也。东吴德王严白虎就不大好说，可能因为出身低所以起双名，也有可能“白虎”是外号。
第六种情况是复姓单名，后人可能会产生误会。比方说魏臣高堂隆，复姓高堂，毌丘俭，复姓毌丘，至于淳于、司马、诸葛，那同姓的人很多，一般不会引起误会。
仔细考究起来，汉末三国时代真正双名的，大概有以下几位。
首先是马元义和张曼成，皆黄巾渠帅，也就是说，出身很低，并非士人，故此在以单名为贵、双名为贱的时代，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双名。
其次是汉太尉马日磾（音为密低），字翁叔，为大儒马融的侄孙，所以肯定既不是以字行，也不是外族。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因为前汉武帝时代有一名臣叫金日磾，本匈奴休屠王太子，武帝赐其姓金，很明显马日磾是为了追比先贤，才特意起的双名。
第三是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提到的侍中郭攸之。我们会发现魏晋南朝时期很多双名都以“之”字结尾，比方说裴松之、王羲之、祖冲之、刘牢之，等等，尤其王羲之的七个儿子为王玄之、王凝之、王操之、王献之等，其孙有王桢之、王静之，曾孙有王翼之、王悦之，一大家子全都“之”。陈寅恪先生认为此与天师道有关，是信徒的特殊习惯，或者说特殊表记，郭攸之或亦此列耶？
所以说，我的小说《汉魏文魁》当中，经常会出现很多史书上被记为双名，是以字行还是误记，还是有别的特殊情况，没人知道的家伙，我就一律定其为以字行了。比方说戏志才，或谓其出身庶族，所以双名，但单名的习惯并非只在世家中流行，只要是士人，不管世家还是寒门，如前所述，除非极特殊的情况，否则都是不会破坏这一习惯的。所以我设定他姓戏名贤字志才。再比方说，《九州春秋》里称孔融只信任“凶辩小才”王子法、刘孔慈，却疏远贤才左